2016年2月国务院公布《关于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精轧管要求用5年时间再压减粗钢产能1亿吨—1.5亿吨。根据我们的统计，截止到2019年，全国共淘汰高炉产能约1.17亿吨，转炉及电炉产能合计约1.49亿吨。以粗钢产能的口径来看，基本达到了粗钢产能压减的上限目标。
　　此外，2017年底工信部发布《钢铁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也要求对在建和新建项目进行减量置换，其中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置换比例需要达到1.25:1。根据各省工信厅或经信委网站公示的2017年末至2019年8月的置换项目情况，2017—2025年期间投产和计划投产的高炉产能合计在2.17亿吨左右，冷轧管对应需淘汰的高炉设备产能约2.48亿吨，产能净压减3100万吨。投产和计划投产的转炉及电炉产能合计2.35亿吨，对应需淘汰的炼钢设备产能2.56亿吨，产能净压减2,128万吨。整体来看，炼铁和炼钢产能的平均置换比例分别为1.14:1和1.1:1。
　　如果将去产能和产能置换对粗钢产能的影响合并来看，2016年到2025年期间，全国粗钢产能累计净压减幅度接近1.7亿吨，且基本在2020年之前实现产能的净压减。另外，从节奏上来看，2016—2017年由于去产能的力度较大，炼铁和炼钢产能出现了大幅的净下降。另外，2020年也是多数项目承诺淘汰置换设备的时点。
　　从我们梳理的计划在2020年投产的置换产能来看，届时带来的粗钢产能压减幅度接近1700万吨，2020年也将成为近三年来炼铁和炼钢产能下降幅度大的年份。而在“十三五”末期，全国粗钢产能净下降幅度就将达到1.7亿吨。此后，即2021—2025年，全国炼钢及炼铁产能均将相对稳定，甚至出现小幅的回升。
　　从名义产能变化的角度看，经过1.7亿吨的产能净压减，精拔管以及中频炉的淘汰，全国粗钢产能的降幅将是巨大的。不同机构对于中国粗钢产能的规模统计存在差异，从相对具有权威性的机构来看，工信部给出的2015年全国粗钢产能规模为11.3亿吨，WSA统计的2015年中国粗钢产能规模约11.5亿吨。而以此为标准，经过1.7亿吨的产能淘汰后，到2020年全国粗钢产能将降至9.68亿吨—9.8亿吨。如果假设2019年粗钢产量同比增速5%，2020年产量同比区间为-5%—3%，那么2020年粗钢产能利用率将达到94%—102%的水平。
　　然而对照2018—2019年的情况，以理论的产能变动和产量来看，粗钢产能利用率也将达到93%和98%的水平。但实际上，高利润刺激了设备利用效率的提升。2018年下半年起钢材利润开始逐渐回落，也说明实际产能利用率并未达到理论上的高水平，即实际钢铁产能已经明显高于名义的产能水平。
　　2017年以来，中钢协统计的会员单位高炉、转炉和电炉利用系数均出现了大幅的增加。2019年1—8月高炉、转炉和电炉的平均利用系数分别较2016年的平均水平上升了6.64%、17.36%和19.72%。而这对炼铁和炼钢产能的变化也带来了两方面的影响：首先，存量设备的使用效率有明显的提升，同样容积的高炉、转炉与“十三五”初期的产能水平相比也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其次，在产能置换的过程中，工信部制定的产能换算系数大致与2016—2017年的设备利用系数相当。我们统计了置换新增设备的主要炉型的高炉利用系数与2018年末中钢协统计的会员单位同等炉型的高炉利用系数比较后发现，在中钢协会员单位中，只有首钢京唐5500立米大型高炉的实际利用系数低于工信部的置换换算系数，其他各主要炉型的利用系数均高于置换换算的系数，1000—2000立米高炉利用系数偏高的幅度更为明显。而另一方面，置换淘汰的往往是相对落后和低利用效率的设备。因此，随着新设备的投产、达产，带来的实际产能增量也将被明显低估。
　　基于设备利用效率显著提升的现实，我们也对由此带来粗钢产能的变化进行相应的调整。我们暂不考虑产能淘汰和产能置换过程中新增和淘汰设备利用效率的差别，仅以每年的存量产能规模为基础来进行调整。2017—2019年，中钢协会员单位的高炉年平均利用系数较前一年分别提升1.77%、3.25%和1.49%。由于转炉和电炉的利用系数增幅整体超过高炉，我们就以高炉利用系数的增加幅度代表由于效率提升形成的产能增量来调整名义粗钢产能。2017—2019年以实际平均高炉利用系数的变化来进行调节，而由于2019年钢材利润大幅下降，我们假设从2020年开始，高炉利用系数不再继续上升，维持2019年的水平。